用这份文档,年轻人使劲儿拉住老年人的手

用这份文档,年轻人使劲儿拉住老年人的手

  用这份文档,年轻人使劲儿拉住老年人的手

  截至4月10日,“上海医疗紧急救助”共享文档里的总数据。

  求助者的反馈。

  求助者的反馈。

志愿者的微信群列表截图。

  一份由大学生创建的“上海医疗紧急救助”共享文档里,截至4月10日,求助信息的编号已经排到了1688。求助者的情况描述都不长,却意味着一个个急需解决的困境,新冠阳性患者的血透问题、精神科患者的断药问题……

  有求助者打来电话时失声大哭,有得到帮助的人想要送去锦旗,在这份共享文档里,信息的传递,变成了一场生命接力。

  文档很年轻,建立12天,仅凭社交网络转发、校园媒体扩散,创建者招募学生和社会中的志愿者参与进来,分工明确——核实组打电话联系求助者,棘手难题留给跟进组,宣传组把文档推广到更多平台,还有法律组、医药组、渠道组、数据组、表格组等。

  截至目前,大约三分之一在文档中登记信息的求助者得到了帮助,这个数字还在增长。

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大三学生华融琦最先产生了创建文档的想法。他是上海人,在校园里组织过驰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、为河南郑州暴雨灾害募捐物资的活动。3月30日,他见上海疫情渐趋严重,建立了共享文档分享到朋友圈,由此招募到最早的一批核心成员。大家通过校内媒体等各种渠道扩散,召集身边的同学和社会热心人士,短时间、小范围地形成了刷屏现象,“我一打开朋友圈,连刷十几条都是这个共享文档。”宋佳旻对笔者说。

  宋佳旻也是一名学生,是团队里的核心成员,她评价华融琦“性格开朗,有很强的组织能力,善于做总体规划也乐于牵头公益活动,大家都很信任他”。

  到目前为止,微信群志愿者总人数有200余人,常态化维护文档的有几十人,大学生们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去联系求助者,帮他们找解决问题的渠道,“有时候我马上要上课了,就把电话号码发给‘弟宝’帮我对接。”核实组组长赵怡萌说。

  赵怡萌口中的“弟宝”是一名18岁的大一学生,叫徐懿行,因为在团队里年龄最小,大家喜欢喊他“弟宝”。他曾参与过一些急救培训,可以简单判断求助人是否有生命危险,然后负责把求助人信息分配给不同的医生,由医生志愿者帮助他们。

  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,徐懿行发现求助者中老年人较多,他们本身有常见的基础疾病,比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,需要长期服药。一旦社区封控,家中药物短缺,他们就很难买到药。年轻人能利用各种网络软件买药,但老人不会用,甚至没有听说过。

  徐懿行接触过一位独居老人,有尿毒症,需要做血透,必须去医院,“这个很难办,得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去协调”。他提前联系好医院,打电话给居委会开证明让老人出门,帮老人找车。找不到车,居委会和街道也没法给老人安排车辆,徐懿行帮老人叫了网约车。

  他还提到一位令他印象深刻的老人,接电话时,老人在电话那头哭,她说:“求求你,求求你,帮帮我,这个真的很痛很痛哦。”老人新冠核酸检测阳性,在酒店隔离,因为本身有痛风和高血压,走不了路,当地志愿团队因为一些限制,不能直接对接。徐懿行把街道和隔离点的电话号码给老人,教她怎么打。后来,居委会、街道的工作人员帮老人从家里把药拿到了隔离点。

  一些老人给徐懿行打过电话,问题得到解决后,会很信任他。再打电话来时,会问一些细小的问题,徐懿行会耐心作出解答。比如,“马桶会不会传播新冠?开窗会不会传播新冠?莲花清瘟能不能预防新冠?”

  互助模式开始突破年龄界限,徐懿行说:“好多老人特别热心,一心想帮助别人。有个刚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八九十岁的老人,颤颤巍巍的,非要当居委会志愿者。我劝了半天才给劝回去。”

  他和团队里的其他同学关系很好,即使之前从未见面,因为这份文档聚在一起,互相变得熟悉,他喊核实组组长赵怡萌“赵姐”,并笑谈“天下大学生是一家”。

  比起“弟宝”,赵怡萌更感性,身为核实组组长,她每天晚上几乎都在处理求助信息,打电话、开例会复盘。“说实话,我昨天晚上做梦都梦到我家里人得癌症了,因为睡前处理的几条信息,都是恶性肿瘤病患。”但她要求自己更加理性地去判断这些信息,“不要把自己带进去了,反而帮不了他们。”

  为核实、跟进大量信息,赵怡萌加了20个微信群,新信息提醒小红点上的数字总在不停上升。她每天用一个半小时吃饭、洗澡、洗衣物,晚上课前还要给新手志愿者开培训会。她下课后要开每天的工作例会,例会结束后也有一些求助信息需要对接。

  除了这群大学生,上海被封控在家的年轻人也参与到这份文档的建设和问题的解决中。25岁的杨西是一名法律从业者,一开始他在网上看到一位老人没有医院收治,感到气愤,觉得社会不应如此,他想给老人买点饭,但后来朋友提醒他,相比于吃饭,药品缺乏和就医困难的情况可能更加危急。

  杨西上网找类似的渠道,刚好看到那份文档的链接。“不点进去还好,一点进去发现很多求助信息都很严重,我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。”他说。

  为了规范工作的整体流程,宋佳旻制作了一份试卷,内容是参与这项志愿活动应该注意的事项,包括打电话应该问什么问题,有什么需求,有没有确诊,在哪家医院,有没有家属陪同……“其实是一份工作指南,让志愿者能熟练掌握操作。”这些问题,成了杨西之后几天挂在嘴边最多的话。

  利用休息时间,他负责接求助者的电话,在两天的周末时间里,他解决了四五十条求助信息中的问题。他发现求助电话大致分为两类,一部分是求药的,另一部分是求看病的。“有时候从晚上10点开始,一个小时可以接20个电话。”相比与求助者共情,他更倾向于冷静询问。

  由于上海处于疫情的特殊时期,线上买药难,线上药店每个小时可能只开几分钟,“一开的话,几千个订单涌进来,药店处理不了的,别说老年人了,年轻人都不一定抢得到。”但在杨西看来,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,“只要这个药搜得到,可以直接给药店打电话,问库存,再询问线上开放时间,知道了时间再去买,大部分是可以买到的。”他向笔者介绍,今天他已经用这样的方式帮5位求助者买到了药品。

  从事法律行业的他工作逻辑严密、善于分析,在对接文档信息时,他也追求效率的最大化,认为很多情况是信息的不对称导致,“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信息衔接起来”。他从100个求助者中用关键词筛选了所有糖尿病患者,并把他们汇集到一个微信群里,如果不会操作,就让家人进群,集中说明买药渠道,“这样的好处就是,以前一条一条地处理,一人一天10条就很多了,但这样我一个小时帮助了19个糖尿病患者。”

  范炉冰今年30岁,住在被上海封控的小区里,通过朋友的转发了解到这份文档。“我觉得我必须得作出一点努力,因为这些求助者面临的困难,可能是将来我的父母或我自己也会遇到的。”他读书时家里不富裕,收到过来自社会的资助。拥有这样的经历,他产生了强烈的、帮助他人的愿望。

  他利用个人公众号,发布招募志愿者的信息,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参与进来,冷静地去面对疫情。周末空余时,范炉冰还会去社区帮忙送药,他认为“志愿服务是社会资源的一项辅助功能,能或多或少地帮助到他人”。

  解决问题的过程并非一切顺利,也有碰壁的时候。有一名急性肾衰竭的患者,已经全身浮肿,又检测新冠阳性,需要120救护车,但医疗资源有限,志愿者也没法联系调动车辆;精神科患者买药有限制,有些药买不到,能买到的药也需要身份证才能拿到;帮忙找好了药店,患者要自己去买,去了以后线下药店则没开门。

  文档的建设者们逐渐摸索出解决问题的渠道,制作出相应的寻医求药的指南。比如,买药之前可以先搜索“上海药店”,查询哪家药店在售这种药品,通过自我解决的方法分流一部分,减轻志愿者的工作量。基于前期积攒的信息,他们又创建了一份“就诊地图”,求助者通过什么渠道在哪里顺利买到了哪种药,都有详细的记录,不透露任何隐私,但能将购药方式直接共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

  除了接收求助信息,这群年轻人也会主动去收集需求。他们在微博“上海抗疫求助”的超话中看到不少求助信息,录入文档后,核实组和跟进组会尝试帮忙解决。

  他们知道,共享文档有不方便使用的地方,老人不会填,需要联系家属协助;一条一条收集,需要大量人工录入、核实、跟进;相当一部分问题解决不了,志愿者会试图联系其他社会组织。

  通过这份文档解决困难的人,不少会来反馈,或者发感谢的短信。有人邀请志愿者等疫情结束,来家里坐坐,有人想送面锦旗。“我们是一支临时的团队,由一份共享文档相连结,甚至算不上组织,不用了。”

  范炉冰对笔者说:“年轻人虽然社会资源不多,但合力去做这样的事情会形成社会的一种风尚,参与的人多了,大家会觉得这是件很酷的事情。”

  “做这件事是有风险的,但年轻人敢担当,敢去做,再加上精力也好。”杨西这样总结他们的优势。

  “虽然缺少一些社会资源,但大家的合作氛围很好,都在努力做事去解决问题。”宋佳旻对笔者说,“能够聚在一起,我们整个团队就是一种理想主义。”

  实习生 罗宜淳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评论

发表评论